以人民的名义完成的立法，并不总是体现各方正当利益的合意或妥协。

该刊是为了适应从事政法实际工作和政法教学工作的同志更多地学习苏联法学研究工作上的新成就和政法工作先进经验的迫切要求而创办。他除了在《法学译丛》担任8年(1979至1987年)主编外，还于1982年出任社科院法学所编译室主任。

其时潘汉典已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十分痛恨，不愿参与政治，于是婉言谢绝并告之志愿从事学术研究且正在考虑别人推荐的江西某国立大学的教职。1957年，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举行的座谈会上，倪征先生曾呼吁救救比较法(他发言时提出三条具体建议：抢救人——具体提到戴修瓒和李浩培、抢救书和抢救课)。据潘汉典回忆，当时他还译有当代美国国会政党和议员的构成概览和日本犯罪动态两篇文章。1953年2月，学习期满在中南海举行结业典礼，毛泽东、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参加典礼并合影留念。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为了配合新宪法的制定和颁布，潘汉典翻译了恩格斯的《英吉利宪法》和《英格兰状况》。

两年研究生教育，使得他站在了法学和比较法的研究前沿。1956年，由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创办的《政法译丛》创刊。全书的内容可谓丰富:法治视野所展现的浙江法治发展的全局性,高端访谈所展示的各级领导对浙江法治建设的重视性,政经观察所呈现的浙江法治嬗变的真实性,法案聚焦所披露的各色案件信息的内幕性,独立调查所得出结论的中立性,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具有共同的可读性,使人产生一读为快的阅读快感。

虽然张氏叔侄都承认案子是他们干的,并无受过刑讯逼供,夏涛、林航仍然感到人命关天,客观性证据不足,仅凭犯罪嫌疑人一纸口供难以定案,提出了不批准逮捕的意见,但最终,市检察院还是作出了批捕决定。2013年4月在浙江萧山陈建阳等五青年抢劫杀人的冤案在媒体披露之际,曾经应邀到杭州参加了对该起冤案的研讨会,见到了该案的一审与二审的判决书。在这样一种法治环境与媒体环境下,陈东升同志所具有的中立性与独立性的专业精神,更值得嘉许。陈东升同志做到了这一点,尽管并不能证明结集出版的文字就一定永朽。

那么,它又是怎么通过检察院和法院的重重关口的呢?陈东升同志在《请记住这些有良知的法律人——浙江主动纠正两起重大冤错案旧事新闻》一文做了以下披露: 时任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批捕处副处长夏涛在认真审查了公安移送的案件卷宗材料后,他发现诸多疑问。曲折前进的法治发展 任何国家的法治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发展过程。

获悉张氏叔侄被宣告无罪,这位远在大洋彼岸的前主审法官说:这体现了国内法治的进步。二审判决虽然将三个被告人的死刑改判为死缓,但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只有一句根据本案具体情况的套话。在此,我对陈东升同志以一名法治记者的努力要深表敬意。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民营经济获得了蓬勃发展,浙商的影响遍及全国,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浙江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法治的进步,因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因此,新闻记者的文字结集出版是较为少见的。正如浙江的法治进步是全国法治发展的一个缩影,浙江出现的冤案也是全国司法体制积弊之全豹的一斑而已。陈东升同志在本书《中国法学浙江现象引人关注》一文中提及的法学界的浙江四老之一的江平教授,就曾经在2011年5月北大举行的一次讲座中公开提出:我去年曾经在报上说过中国法治‘大倒退,中国法治确实面临一个倒退的局面,我常常说中国的法治是有进步有退步,但是总的来说是进两步退一步还是在前进,但是我可以说最近我们是退两步进一步了,我们是退为主了。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涉及三人判处死刑的重大案件,一审判决书总共只有九页,证据列举也只有两页。据我观察,我国法治新闻如同法治一样,也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之中。

浙江是我的家乡,对于浙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我是理所当然地关心的。体制性冤案防范的唯一出路是司法体制的改革,我国目前正在筹划的司法体制改革回应了这一点,这是令人期待的。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的法治是向前发展的。此后不久,冯菁赴加拿大留学深造。作为法律人,我为当年的独立判断而欣慰,为无力改变裁判而歉疚。陈东升同志对发生在浙江的数起冤案进行了充分的报道,披露了冤案背后的某些信息,对于我们深刻地了解冤案发生的根源,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然而,我国法治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甚至走三步退两步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以我从事刑事法研究的角度观察,近些年来浙江曝光的数起冤案,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刑事司法体制经年累积的各种弊病的一次总爆发。

长期以来,我与浙江的司法机关都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包括自己的一些学生也在浙江司法机关任职。然而,浙江的法治现状与市场经济的需求又是不相称的,甚至可以说是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前进步伐的。

在市场经济与法治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市场经济是法治的基础,同时法治又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这届中央领导上任以后,重新点燃了我们对法治的期盼。

陈东升同志对此的深入报道,对于从体制上建立起防范冤案的铜墙铁壁,具有震耳欲聋的启示。冯菁是张辉、张高平强奸案的审判长。

【注】本文节选自《浙江法治十年观察》一书的序言 进入 陈兴良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 新闻 。这个就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至于法治,以我从事法学研究与教育的身份,更是关注重点之所在。我把这个意义上的冤案称为体制性冤案,而不是个别性冤案。

当然,我对陈东升同志前引报道的标题略有异议:主动纠正的主动两字并不妥切。她的意见未被采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委会集体讨论后决定,张辉判死刑,张高平判无期。

尤其是1999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入宪以后,我国的法治发展进入了一个快车道。江平教授的这番话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意有所指。

对于各种案件的报道,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司法机关,成为司法机关通稿的转达者,而没有独立的报道与深度的观察。接案后,她和同事到看守所找证人袁连芳谈话核实,找管教了解情况,找侦查人员询问是否依法办案,进行了大量庭外调查。

我国新闻从业人员数以十万人计,即使是从事法治报道的记者也数以万人之多,尽管这个数字也许是不准确的,但还是反映了要想在如此众多的新闻从业人员中脱颖而出是何等的不易。这样的判决书,不客气地说,是草菅人命的判决书。不相称的法治现状与市场经济需求 对于浙江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所带来的法治发展,是不能否认的。另一起冤案,即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公安机关的过错当然是摆在明处的,无论是刑讯逼供还是证据审查不严,都是十分明显的。

这段旧事新闻再次印证了我的一个判断:我国近期曝光的几乎每一起冤案都不是办案人个人原因造成的,而是体制性的原因所导致的。如果这个时间长期存下去,那我们法治就很危险

在市场经济与法治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市场经济是法治的基础,同时法治又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依照法律规定,他和检察员林航到看守所讯问了两名犯罪嫌疑人。

陈东升同志对发生在浙江的数起冤案进行了充分的报道,披露了冤案背后的某些信息,对于我们深刻地了解冤案发生的根源,是具有重要价值的。获悉张氏叔侄被宣告无罪,这位远在大洋彼岸的前主审法官说:这体现了国内法治的进步。